大学教师体验当外卖员：一天工作10多小时 一个月瘦6公斤
日期：09-02 来源：未知在医院待产10多个小时后，医生给黄冉(化名)进行了剖宫产，然而产下的女婴却因重度窒息而死亡。事后，黄冉认为医院延误治疗时机，同时还怀疑有医生人为篡改了电子病历，于是将医院诉至法院。
近日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司鉴院”)电子数据工程师卢启萌向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讲述了这起4年多前她经办的鉴定案件。
当年，司鉴院接到法院委托，希望对黄冉案件中所涉电子病历的数据真实性进行鉴定，电子数据工程师卢启萌和她的同事成了此案的鉴定人。
此后，鉴定人前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小城调取病历数据，揭开了电子病历被篡改的真相。
案件要追溯到2018年5月3日，怀孕40周的黄冉入住广西某市一家医院待产。次日6时10分，黄冉进入产房，但由于胎位不正引发难产，当晚8时30分许，她被送进手术室进行剖宫产。
当晚10时许，黄冉产下的女婴不能自主呼吸，医院对其进行了抢救。但在5月5日清晨，女婴终因重度窒息而死亡。
黄冉说，在明知胎位不正的情况下，医院延误4个小时后才采取剖宫产的措施，直接导致女婴重度窒息而不治身亡，医院应该为此承担责任。
另外，10天后，黄冉的丈夫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时被婉拒，最终只拿到出院记录等少部分病历。直到2018年6月28日，黄冉治疗的病历才被固定封存。
黄冉将医院告上法庭，其代理律师怀疑医院提供的病历已不是原始病历，很有可能被人为篡改。
对此，医院表示，他们不存在误诊误治的情形，并声称，当天发现黄冉第二产程停滞后，医院便建议进行剖宫产结束分娩，且告知了家属。新生儿重度窒息，且较危重，该院已将相关病情与产妇家属讲明，并建议转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，是其家属放弃了转院治疗的机会。
医患双方各执一词，电子病历是否被篡改就成了此案最大的争议焦点。然而，电子病历数据难以完整挖掘，挖掘后的数据烦冗琐碎，整理难度极大，目前国内有能力开展该项鉴定的机构寥寥无几。为此，法官不远千里来到位于上海的司鉴院寻求帮助，希望能够给出专业的鉴定意见。
在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后，经过与法官的多次沟通确认，最终明确了日常病程记录、手术记录、女婴死亡记录等数十项病历记录作为鉴定的主要对象。
2019年4月，鉴定人前往西南边境小城，经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现场见证，调取了医院病历系统中患者及女婴治疗的前台和后台数据。随后返回上海，立刻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作。
“检验项目主要包括前台系统的留痕功能、前台系统体现的数据版本、后台系统数据表中创建时间、修改时间、完成时间以及上级审签的保存时间等相关数据。”卢启萌说，通过检验，他们发现在该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中，只有当非病历创建人对病历修改时，系统才会留痕，而当病历创建人修改时，系统却不留痕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该电子病历系统只记录了病历创建人进行最后一次电子签名的时间，以及最后一次修改保存的时间，但不能确定此前由病历创建人进行修改的内容。
经检验发现，黄冉及其新生儿的35条病历记录中，创建时间晚于标题时间且超过24小时的记录有两条，完成时间晚于创建时间且超过24小时的记录有28条，还有两条审签记录的保存时间晚于完成时间超过24小时。
据此，鉴定人虽无法确定修改内容，但根据相关证据和规范客观作出了鉴定意见。
最终法院采信了鉴定意见，一审认定，医院方擅自修改电子病历，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赔偿家属37万余元。此案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寻找神秘人“盼江绿”
23年来每月为保护长江生态捐款 你是谁？你在哪儿？
■ 从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流域溯源而上，便会发现壮阔的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都发源于一处——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。三江源离我们生活的城市看似遥远，但身处下游的我们掬起的每一捧水，也许就有一部分来自三江源头。
■ 1995年，杨欣创建环保组织——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(简称绿色江河)，开始以民间力量开展长江源地区环境生态保护工作。这条路上，有千千万万个人和杨欣一起前行，但有一个人，让他一直牵挂感动，也一直催他向前。
■ 这个人从未露面，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群体？是男还是女，从事何种职业？杨欣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从2000年起，这个人的捐款就从贵州而来，一开始每月10元到20元，再到每月30元，23年来从未间断。汇款单上，只留下一个名字：“盼江绿”。这让杨欣等人十分感动：只有真心热爱长江，才能有这样的坚持。
■ 8月30日，杨欣告诉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，自己并非没有想过寻找“盼江绿”，但苦于没有线索无从着手。他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寻找“盼江绿”，能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找到对方。他还期待，这次寻找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行动，涌现出更多的“盼江绿”来关注长江，参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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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30年的坚守
“保护长江第一人”，从未想过退缩
1986年，年仅23岁的杨欣以会计身份加入“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”，参与首次“长江漂流”。此后，杨欣曾多次进入长江源地区考察和拍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生态问题：藏羚羊惨遭猎杀、草场退化、冰川消融、垃圾污染……上世纪90年代，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，独自一人与18名偷猎者展开枪战，中弹牺牲。听闻索南达杰的事迹后，杨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做点什么。
1995年，杨欣创建环保组织——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，绿色江河以推动和组织江河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活动，促进中国民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，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与环境道德，争取实现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。第二年，一支由科学家、记者、环保志愿者组成的考察队进入长江源地区，披露这里的盗猎和生态问题，引发全国关注。同时，杨欣写了一本《长江魂》并进行义卖，筹措了我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——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建站经费。而后，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，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，保护力度不断增强。
2011年，杨欣带领志愿者在长江正源沱沱河建立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——“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”，推动长江源生态保护以及垃圾回收，并在政府支持下，建立“青藏绿色驿站”“川藏绿色驿站”“班德湖野生动物观测站”“长江主题邮局”等12个站点，开展长江源冰川退化监测、保护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——斑头雁、开展长江第一峡谷——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、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线型垃圾回收……杨欣也被许多人称为“保护长江第一人”。当被问到是否有过倦怠感的时候，杨欣的回答是“从未”。杨欣从未想过退缩，有些事情并不是非他不可，但他把它变成了非做不可，包括寻找“盼江绿”。
日前，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分享自己当外卖员的经历引发热议。邢斌称他一个月跑外卖的过程非常辛苦，为了提升收入有时需要同时送5份外卖订单。邢斌表示，他希望借助这次经历，增加人生体验。他也呼吁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，对他们多一些共情。
邢斌是山东青岛人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，现任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目前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、中国当代文学等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。
8月31日，邢斌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，关于外卖员的收入，他曾看到过很多报道，数字相差很多。“我和家人就这个问题讨论时，萌生了亲自去体验当外卖员，以进行核实的想法，就在去年12月下旬开始体验了1个月的外卖员生涯。”邢斌说，“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，走3万多步，爬110层楼，瘦了6公斤，一个月时间挣了7000多元钱。”他回忆说他当时注册了多个平台的外送员，以兼职外卖骑手为主。期间他送了2000多单，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。
邢斌计算说，平均每单外卖能挣3.5元，一般要骑车2公里取货，然后再骑车3公里送货，取货平均等5分钟，骑车8分钟，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，共20分钟。一小时能完成3单。
如果一次带上3份外卖订单送货，排好次序能节省不少时间，但容易被客户催单，一小时收入能增加到15.75元。至于一次送5份外卖订单，在邢斌看来已是极限，很难不被催单，但收入能进一步提升至每小时19.25元。
邢斌还展示了自己每天记录的账单，其中除了几天因为有事没有接单外，2022年12月22日开始，他几乎每天都会从事10多个小时的外卖工作，最多的一天他从早上6时13分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时41分，累计送外卖19个小时，单日收入400多元。
邢斌称，以后他还想再去体验一下建筑工、快递分拣工等职业。
对话
北青报：怎么想到要体验当外卖员的？
邢斌：当时我和家人聊天，外卖员的收入是怎样的呢？当时我就想，自己如果亲自去当一下外卖员，就能知道答案了。我觉得只当几天外卖员没办法真正去了解这个行业，就决定要去体验一个月。
我在相关的外送平台上进行了登记，因为我还要工作，就只能报名兼职的外送员。我按照规定去医院做了体检，有的平台需要培训，有的平台不需要。
然后买了一辆摩托车，加满油可以跑220公里。后来我送外卖时，几乎每天晚上油都会接近耗干，我就充满油再回家休息，由此计算那期间我每天几乎都要跑200多公里。
北青报：开始送外卖时适应么？
邢斌：我今年49岁，临沂这边有很多五六层的老楼，没有电梯，需要爬楼梯上去给人送餐。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订单，到了店之后，商家说订单里还包括两箱啤酒。我到了之后发现客户住6楼，没有电梯，我只能先把烧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，先搬上楼，然后下楼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。
此外，一些小区非常大，里面可能有40多栋楼，从中找出顾客所在的楼非常困难。还有的小区楼号不是按依次的顺序排列的，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找楼的难度，感觉几乎要崩溃了。而且多数小区都不允许摩托车进小区，此时我就需要下车步行送餐，一天下来我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3万步，手机数据显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层楼。一个月时间里，我瘦了6公斤。
北青报：期间遇到过哪些难忘的事？
邢斌：其实我决定体验送外卖的时候，就做好了会被骂的心理准备，但一些事情还是超过了我的预料。
在前几天的讲座中，有听众问我，听说有顾客会给外卖员2元钱，让外卖员帮忙扔垃圾，是否真有这种情况。我说给2元钱就算很好了，有的顾客会让我把走廊里的两大包垃圾带走扔掉，根本没提给钱。我表示这并不是我的任务，对方就问我想不想要好评，如果我被人差评是要扣钱的，没办法只能帮他扔了垃圾。这样的事情我其实经常遇到。
有一天夜里，我送了一单烧烤订单，15分钟就送到了，取餐的一位女士接过餐，就说餐冷了，让我拿走。这就意味着这一单需要我自己埋单了，我给对方解释，天气冷，我15分钟就送到了，菜冷了实在不是我的责任。最后旁边一个人站出来，说怎么能这么欺负外卖员，这才结束了这场纠纷。
其中也有让我感到温暖的事。有一天晚上10点多，我将一份馄饨送到郊区一处五六层楼的家庭里，一位女士开门接过餐。我下楼之后，就发现对方给我发了2元钱红包，并留言说她的孩子在读中学，晚上忽然想吃馄饨，辛苦我送来，她发给我2元表达谢意。
北青报：期间和其他外卖员交流么？
邢斌：其实我们接触的时间很有限，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忙着各自跑各自的订单。只有在烧烤店取餐时大家会聊一会儿。之前我看有些人说，外卖员之间竞争很激烈，但我接触下来感觉大家都很实在，会主动给我讲送餐的小窍门，分享那些送餐更快的路线。
北青报：体验外卖员时，遇到“维权难”怎么办？
邢斌：有一次，我到餐厅等了半小时，菜还没有做，期间我和各方保持沟通。最后等到了75分钟，我赶紧和顾客商量，顾客非常理解，先点了收货，让我慢慢送。虽然如此，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，我就此一级一级申诉，但都显示申诉无效，最后到第五级申诉时，主管人员还是说无法通过申诉，反问我：“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，有这时间，你跑一天外卖，也快赚200块钱了。”
我当时回答说：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5元，对方留言说理解我的经历，但罚款不能取消，15元钱算是他个人的补偿。
北青报：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？
邢斌：我体验的本意只是想去经历一下这样的生活，这段经历会被我消化掉，在我未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帮助到我。
我希望借助这次经历，增加我的人生体验，接触大千社会的人生百态。这次体验过后，我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的生活，他们是如何挣着自己的辛苦钱。以前我在写作时，看到外卖员打来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，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也希望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，对他们多一些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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